“一国两制”的异与益香港和内地不能都只看一

发布日期:2019-07-09

  7月1日,者暴力冲击立法院,现场一片狼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用铁枝、铁箱车,破坏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外墙,用一些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原香港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博士,谈谈今天香港的病灶和未来。

  何建宗:我是7月3日离开香港到北京,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时我也在香港。其实在这之前的6月9日、16日的游行,我都有去过现场观察。

  何建宗:我觉得这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心理底线有关。“一国两制”其中最关键的心理底线就是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除了政治制度不一样,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制度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修订条例的原意是好的,但因为大家的这种心理底线,就会有一种恐惧和不安。过去只有大陆把逃犯遣回香港,没有从香港遣回逃犯到大陆的,而很多香港人觉得香港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但还是比内地有更多的自由和法治。

  因为潘晓颖案,特区政府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去硬推修改逃犯条例。但是香港人对内地司法制度不了解,那种心理底线难以一下子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政府做了各种让步,大家还是不放心。

  大家担心的是即便你的意图是好的,但那个口子打开了以后会怎么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很多荒谬的谣言流传。其实这些谣言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我们看到反对派做各种视频、小电影之类,把它描绘成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才有什么“反送中”。

  我觉得政府的初心是好的,希望能够尽快在立法会通过修改逃犯条例,而且建制派的票数是足够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想冲一下,但没想到后来冲不过去。我是觉得这次可能政府有点过于自信,没有看到这件事情的政治敏感性。而且在处理反对意见,以及面对事态步步升级时,没有及时掌握时机去回应。

  观察者网:6月30日香港各界人士举行了撑警行动,后来警方也拘捕了示威者。您怎么看这次香港警察的行动?

  何建宗:其实在6月12日以后,矛头已经不止在条例本身,而是在政府还有警方怎么处理示威者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警察这次可能有点进退失据,因为很多人忽略了6月9日和平游行的晚上,已经开始有暴力袭击的行为,还有人打警方,打到警察头破血流!

  但那天晚上警方没有放催泪弹,也没有抓几个人,基本上就是驱散。包括后来的包围警察总部,这些在全世界都不是允许的,都必须要严正执法,但是警方采取了过度忍让的态度,这会让对方觉得警察是一个可以挑衅的对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会有暴力冲击立法会。如果警方在初期比较果断的执法,防止矛盾冲突激化,而不是在后来才采取强硬态度,事态可能会容易控制很多。

  观察者网:但好像这是一个怪圈:警察强硬会被认为是强权,警察软弱反对派又会得寸进尺。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处境?

  何建宗:现在警方的执法困难在于它是24小时暴露在媒体的镜头下,警方就像绑着手和别人打架一样。媒体也倾向于同情示威者,不停地回放警方的,实际上警方是正当处理,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则被有意无意的淡化和忽略。

  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快速回应很多诉求,而是选择了回避或者不回应的态度。这样无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的人,都会觉得不满。现在港府宣布暂缓修改条例,支持的人会很沮丧,反对的人会更激烈。如果政府能够在早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会避免这些问题。

  包括警方之前的处理,警方的领导也没有很及时地去做一些有力的回应或者回击无理的批评,导致社会上侮辱警察的言行越来越猖獗,而警察的处理无论以英美的标准来看都是温和的。

  我个人觉得,应该把示威者和暴力冲击者区分开,后者触犯法律肯定要绳之于法,但和示威者包括不同政党的人应该有一个对话,这也是现在一些党派要求的。其实对话能够更早展开,反而更好。当然有些反对者或者示威者会说一些侮辱人的脏话,但是在公开的镜头面前,如果他们还敢用脏话骂官员,香港市民都是能看得见的。

  观察者网:如果以后颁布类似这样涉及到内地和香港关系的法律时,都需要对香港社会做一个较长期的解说吗?

  何建宗:我觉得以后政府在各种政策方面,如果有关两地司法制度的一些改革和新的法律,可能都需要有比较大的政治敏感度。这次有点不幸的是,很多人误会中央政府要推逃犯条例。再加上这几个月国际局势比较复杂,一些外国政府公然评价香港发生的事件,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逃犯条例暂缓修订也好,撤回也好,其实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未来比如说要推动国家安全立法、基本法23条,那时候怎么办?现在来看,未来两三年要推动也非常困难。

  观察者网:很多文章指出,示威者其实不是为了反逃犯条例,而是长久以来积攒的不满。特别是香港经济起色不大,区域地位不断下降,普通民众对香港和自身未来的焦虑。您怎么看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感?

  何建宗:我觉得香港总体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差的。年轻人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很多机构都请不到人,包括我的智库想招几个有能力的年轻人也不容易。现在年轻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房价太高,工资增长缓慢。现在香港年轻人跟上一代不一样,上一代无论是经济或者政治制度,都觉得香港比内地领先。但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觉得在经济上慢慢处于相对的劣势。

  但我一直觉得民生问题是客观存在,民生问题解释不了为什么修改逃犯条例会引起轩然大波,香港的关键还是政治问题,是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民生问题通过颁布政策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国家身份认同是长远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观察者网:除了焦虑感,香港还有个问题是社会撕裂。您能不能对香港做个阶层分析,香港人群可以分为哪几类,他们各自的处境如何?有哪些利益冲突?

  何建宗:我觉得很难对香港有一个阶层定义,马克思用生产工具定义阶级,但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香港有房和无房的阶层差异非常大,有房贷和无房贷的差别也很大。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专业人士,甚至两夫妻收入十几万,他们都在犹豫要不要买房。因为他们可能要租一个每月四五万块钱的房子,才觉得住得舒服,但长久以往的话其实都可以自己买房了。当然如果在香港你租公屋(廉租房)的话,租金很低,也会过得舒服一些。

  所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香港,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基尼系数是说收入差距,但香港真正的贫富差距不是收入的高低,而是有房无房、有资产无资产的差距。这些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人对一些地产商也是有不满的。

  从香港的人口构成来看,香港还有相当多中低教育水平的劳工,而且数量很大,以中年以上为主,这些人有做保安的、做零售的、在餐厅打工的。因为香港产业发展比较单一,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可能也要做一些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所以他们也有一点怨气。

  所以香港就有一批中年以上、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术劳工,但一些高端的人才又不够。现在全国不同城市都有人才大战,但说实话香港还是比较保守的,对外来人才的开放包容度不够,影响到产业升级,导致竞争力不足。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拿一个本科学位不难,但除非他是一些专业人士,或者一些跟内地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人士,他才会是一个受益者,不然和内地同龄人相比,他很容易成为一个loser。当然有些年轻人去当公务员,还有去做跟公务员工资一样的社工、医生或教师,收入会相对好一些。

  观察者网:目前正在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能不能缓解香港社会的这种焦虑和撕裂?

  何建宗:香港除了原来的定位,还在打造科创中心、国际仲裁中心等等,这些可以为香港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这些其实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大,年轻人还是面临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空间有限的问题,所以如果香港年轻人要谋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话,大湾区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接触到的身边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都愿意考虑去大湾区发展。

  我之前做过一个《内地高校毕业港生出路去向研究》,整理了一个工资指数,大陆工资指数是香港的56%,听起来好像不高,但如果去除掉居住成本,其实也不低。年轻人在香港创业,房租、人工成本都非常高,很多人一想到这一点甚至就打消创业念头了。但大湾区有很多优惠政策,会吸引这部分年轻人。所以香港很多深层次矛盾,包括土地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都有望通过大湾区建设解决。

  2019年1月19日,“四海一家·感知大湾区”青年交流活动启动礼暨大湾区青少年家园揭牌仪式在广州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香港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为什么回归之后这一直会成为一个问题?

  何建宗:很多香港年轻人可能一方面是缅怀一个他们没有经历过的过去,一方面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要改变年轻人的这种观念,需要通过教育。我们通过这次的事件也能看出香港教育的问题挺突出的,很多出来的都是90后,甚至00后中学生,我们就要问,回归以后的教育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

  2012年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国民教育被撤回,不再独立成科,此后国民教育还是一直有做,但是可能比较零散,力度也没那么大,再加上反对国民教育的人把其中有关国家认同、国情教育和基本法教育的内容污名化,导致抵触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但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更多只能通过教育。因为现在媒体已经不站在政府这一边了,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的线后慢慢长大,这种离心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我们说教育问题,但学校的正规教育其实只是一部分,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小时候读书,靠的是学校正规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再加上看书看报纸。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上网,但现在的00后是在网络文化下长大的,媒体也有自己的立场,经常传播一些负面消息,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何建宗:通识教育在香港是必修必考科目,在发展初期就遇到很多问题。为了推行通识教育,取消了很多科目,很多老师也被迫转型去教通识教育,现在要改回来已经很难了。而且作为必考科目,还要考虑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高考科目的改变不是政府说了算,还要外国认受。如果一下子修改或者撤销科目的话,外国的大学愿不愿意接受学生的成绩也比较难说。

  但通识教育的问题在于把一些政治问题带到课堂里,而且是必修必考,这导致年轻人可能过早的、被动的接触政治。而且教育方式也是让老师和学生自己找材料去讨论,而不是有一种明确的课程设置。问题就在于我刚才说了,学生在网络上能找到的都是一些片面的、负面的内容,又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引导,那就会成为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通识教育一定要必修必考的话,在内容上是不是可以做些改变,比如牵涉政治的比重少一些,文化艺术的内容多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探讨的。

  观察者网:前些日子有一篇文章在内地互联网传播的很广,叫《请回答:1997年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您怎么评价港英制度对今天香港的影响?

  何建宗:我觉得我们要这样看,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都说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港英政府留下的制度有它的价值,这一点我们要客观承认。

  但同时,这不等于说英国人可以在回归20多年后,还对香港事务指指点点。因为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是一回事,但回归以后政府面对的各种问题和过去港英政府时是不一样的,50年不变是一个承诺,但世界上没有事物是永恒不变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先生应该也预料不到中国在2019年的实力会这么强。内地经济快速发展,自然而然使香港和内地的融合速度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制度差异导致的潜在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何建宗:香港要发展,还是要坚持“一国两制”。我在刚出版的新书《两制之辩》中也谈到,“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香港的制度有异于内地,但同时也有益于内地,过去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融资渠道。但香港人可能只看到了差异,没有看到益处;内地可能只看到了利益,没有看到差异,这也是导致两地互相不理解的原因。

  现在网上有很多唱衰香港的文章,虽然香港的衰落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也要看到香港对于国家的价值正在于她的制度和内地不一样。如果比人口、比GDP的话,香港肯定比不过内地,但香港的价值不在于GDP高低,而在于制度,使得国家能够在可控的情况下,做一些新的尝试,这些优势我觉得香港应该还是要坚持下去,习主席也说过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香港还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都要珍惜“一国两制”。香港和内地制度不一样,不仅是为了香港人好,也是为了国家好。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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